2020年7月23日12时41分，长征五号遥四运载火箭点火发射，将我国第一颗火星探测器“天问一号”送入太空，中国由此迈出了行星探测的第一步。这是我国运载火箭首次冲出地球、飞向火星，也是首次“真正”意义上的多弹道宇航发射。
文昌航天发射场再次成为万众焦点。紧随“五、四、三、二、一、点火”口令的，是巨大的轰隆声、空气的撕裂声和观众的欢呼声，火箭发动机喷出的尾焰在天空划出了优美曲线，整个发射场都为之震颤。
这次任务的“01”指挥员王光义坐在测试发射大厅正中央，尽管一夜未眠带来的深深倦容，脸上还是难掩兴奋之情。
但还没到高兴的时刻，他依然紧盯指挥大屏上火箭飞行的速度高度曲线，仔细辨听调度传来的测控跟踪声音。30多分钟过去，跟踪结果表明器箭分离正常，大厅内顷刻间掌声如雷，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所有人都早已忘了一夜未眠。
此时，王光义向后靠上椅背，脑中紧绷了两个多月的弦终于慢慢舒展开来。
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01”指挥员王光义
26个月才有一次发射窗口期，第一发射窗口是如何抢回的?
探测器要进入地火转移轨道，必须至少达到第二宇宙速度（11.2千米/秒）。苏联科学家有一句名言：“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但人类不可能永远被束缚在摇篮里。” 探测火星必须飞出地球，这是中国千年的梦想，也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突破口之一。
长征五号火箭已经具备将火星探测器送到地火转移轨道的能力，但这样的机会每26个月才有一回。因此，在发射窗口前沿实现“零窗口”发射将为“天问一号”节省下更多燃料，可用于后续的探测工作。
而这次探火任务则遇到了更多挑战——由于前序任务的调整，留给火箭活动发射平台的恢复时间也跟着缩短。从48天直接压缩至35天，在此基础上还必须再压缩出4天时间才能在第一窗口发射。
尽管要和时间赛跑，但王光义仍然坚持所有工作都要“稳”字当先，要抢回失去的时间，关键在于找出短线、制约因素和系统间的耦合关系。所有环节他都在一线全程跟进，因为他深知需要在保证质量、不减流程的情况下，通过优化流程安排，实现再压缩4天的目标。
“前期在研究长征五号活动发射平台恢复计划时，我们针对串行工作安排不合理、室外射后恢复工作时间偏长、应对恶劣天气裕度不足这些问题，找到优化和解决方法。”王光义说。
长征五号运载火箭搭载“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的发射倒计时状态
见证白日焰火前，他们的工作从前一天的夜晚就已开始
本次火星探测任务，火箭于7月23日正午发射升空。
7月22日晚上11点，发射场的参试人员在短暂休息后进入各自岗位。零点26分，大多数分系统已经进入工作状态。从某种意义上来看，新的一天，在夜色中开始了。
通宵工作，是中午发射带来的一个小挑战，有部分岗位甚至需要连续36小时“作战”。“我相信大家即使在夜里也会有很好的精神状态，因为所有人都明白，自己在参与的是多么重要的事情。”王光义说。事实上，他已经习惯在晚上工作，这次任务期间有接近百分之八十的天数里，他都会在厂房或测试大厅加班。
整流罩内温度上升过快，则是中午发射带来的又一个挑战。塔架的回转平台打开后，火箭顶端的整流罩将完全暴露在直射的阳光下，特别是在射前整流罩空调断开后，整流罩内的温度将迅速上升，而对温湿度非常敏感的火星探测器将面临严峻考验。
通过数学建模理论分析、梳理历次任务空调保障情况，王光义立刻带领团队提出3项措施：“首先推迟整流罩内停止空调送风的时间；其次增大进风面积，提高换热效率；最后采取双机组空调保障，尽量降低空调停止送风前的初始温度。”再经过模拟发射演练的验证，措施效果良好，增强了后续顺利完成探测器环境保障的信心。
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01”指挥员王光义
披星戴月的努力之后，才能乘风破浪
王光义说话语速总是不自觉放快，他认为这是因为每天要在不同的试验现场奔走，也因为长时间的高负荷工作状态让脑袋始终保持着高速运转。每天发射场的十几个分系统都有大量的工作数据，需要他进行判断、决策，工作进展、问题隐患和处理方法在他电脑里9万余字的双想记录中都清晰可查。这是他第一次担任“01”指挥员时就有的习惯。
如果要谈王光义对航天事业的最初印象，需要追溯到1990年，“亚洲一号”从西昌卫星发射基地成功发射。彼时还是初中生的他在政治期末考试中的一道题就是我国第一颗商业卫星在哪发射的，第一次接触到“商业卫星发射”这个词。第一次知道航天发射，第一次知道在祖国的大西南有个叫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地方。
直到1999年秋天，他走进了西昌大凉山，作为少年时所惊叹的航天事业的一份子，开启了一干就是21年的航天人生涯。
至今，已是眼有星空大海，胸有丘壑万千，心有繁花似锦。
通讯员 徐斌如 李寒剑 红星新闻记者 赵倩 张炎良 摄影 高杰 胡家锴
编辑 柴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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