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樱桃出来了。
每户人家的樱桃季节存在天数的差异。
最早上市的樱桃最贵，我们买不起。大多数人买不起。
就像鱼柜台上野生的大个头海鲈鱼，20多欧元1公斤，大多数人买不起。
我们买养殖的海鲈鱼，等打折到几欧元1公斤的时候买。
樱桃现在也降到了大多数人能接受的价格，一大盒2欧元多一些。
我们家的樱桃季节到了。
或许我们也可以不吃樱桃，例如我，并不是对这种水果格外感冒。
然而，家里有小孩，这是购买樱桃的动力，和理由。
超市送来的大购物袋里，3岁女儿看到了塑料盒里的樱桃。
“Cherry!”她对着一颗颗像裹着红色光谱碎片的小果子大叫。
我也不知道她从哪里学到的这个词。
我给她解释，吃太多樱桃容易拉肚子。每次只在小篮子里装十几颗樱桃。
她吃得很幸福，3岁小女孩手拿樱桃的幸福。
我小的时候，樱桃也是每年都会吃到，大约能吃一两次。
如果家里没有我，或许爸妈不会买樱桃。他们对任何需要花钱的事情都尽力显得不感冒。
我不知道中国其他地方的小孩怎样吃樱桃。
在我们那个川南小县城里，我常看到的景象是父母把洗净的樱桃放到一个大茶杯或搪瓷缸里，然后放白糖，小孩用勺舀着吃。
我也这样吃过，但很不喜欢。我只要樱桃，但大人似乎觉得，没有放白糖涉嫌违反了某个重要的流程或传统。
这事一直在冲击我对传统的认知，就像我曾见证过的一些礼仪场合。通常人们总是认为传统根深蒂固，原因在于它和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然而我发现很多的传统与日常生活并无密切关系，反倒是涉及罕见的资源或频率极小的事情。
我更喜欢看女儿Bea现在的样子，她拿起樱桃的长柄，咬下半个，看看樱桃核的颜色和模样，再吃进剩余的部分，把核放到一张吸水纸上。
（2）
之前两个月，意大利的封禁生活是非常严厉的。
尽管疫情只有伦巴第及周边这样一个重灾区，其余的地区和城市仍然采取了严厉的禁足。
在佛罗伦萨，我曾因为带狗离家300米被警察训斥，规则规定是200米。
我们家的狗狗习惯了在离家300米的公园草地上拉屎，一走到那里肯定会拉屎，我把狗屎扔掉，就可以回家了。
然而按照警察的200米要求，我们只能在街沿上来回走动，有更多的可能和其他人擦肩而过。就算这样走上半个小时，他们也不一定会拉屎，只会格外焦躁地喘气。
对于小孩来说，意大利式封禁更是一种巨大的考验和煎熬。尤其是那些住宅狭小、家里没有阳台的小孩，法令规定他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出门，所有压力在家长身上。
在这两个月时间里，陪伴女儿最多的是音乐。
一方面，她有自己专属的儿歌系列，最爱Dave & Ava两只小熊的英文歌。
另一方面，她会从我听的歌里挑选出自己喜欢的曲目，例如弗拉门戈队歌、乌拉圭Marama乐队的《小疯妹》、哥伦比亚Morat乐队的《我更加爱你》。
小孩是否理解弗拉门戈队歌的“一日弗拉门戈、至死弗拉门戈”？或者《我更加爱你》的男女情爱歌词？
我认为某种程度上她是明白的，例如每次开始播放《我更加爱你》的画面——一个男生苦追一个女生无果——她就会开心地说，“VerVer!”
VerVer是她对家里狗狗Oliver的昵称。1岁开始，她用VerVer来代指所有的狗和所有像狗的动物。
看到我穿的彪马运动服，她会指着美洲狮标志说“VerVer!”
或者看到妈妈的罗马球衣上母狼的标志，她也会说“VerVer!”
这样我略为明白她为什么说Morat乐队成员是VerVer(s)，因为MV整整3分多钟时间里，这群男生一直那样心巴巴地跟在女主角身后走，就像狗狗。
或许爸爸也是一条大狗？
（3）
我总是写一些甜到发腻的家庭趣事，对不？还是你们觉得根本就无趣和细屑到不值一提？
北非裔法国女作家斯拉马尼疫情期间曾为《世界报》撰写疫情日记，后来在读者抗议声中停止在该报网站更新。原因不是她写得太惨，而是太不惨，她写的更多是自己，是充满小资情调的居家内容，这和一部分人正在经历和另一部分人正在想象中经历的现实太不一致。
这或许也是3月中旬我不再更新意大利疫情日记的原因。如果我给你们写一堆意大利疫情，我只是一个信息传声筒，疫情并不真正发生在我身边，我应该写新闻综述而不是日记。
而如果我给你们写一堆生活日常，我在那段封禁状态中的生活已经只剩重复，就像女儿听的那些歌。
这不是我陷入枯竭的问题，而是共享经济时代的问题。一切都需要服从共享的需求，这种需求也渗透进了写作。我相信敏感的写作者会意识到这一点，但只有极少的勇敢者会对其发起挑战。
归根到底，这涉及到情感是否总是可以分享的问题。或者，那些被广泛分享的情感，不管主题宏大还是微小，是否在分享中彻底变成消费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混合怪物？
且让我分享一点点你们很难触及的幸福感，带着我的骄傲、自豪、自大、狂妄、优越感和个人中心主义——然而我一定要这样做。我的理由是，既然世界正在慷慨地分享给你们炸鸡一样的愤怒、可乐一样的激昂、汉堡一样的堆砌、薯条一样的条理，我为什么不能分享一些你们用钱买不到的东西？
我在封禁的2个月里像头骡子一样干活，有时候一天工作16个小时，从头到尾制作那档关于世界疫情的节目。在2个月的尽头，意大利解封的时候，我感觉精疲力竭。
我得到的幸福感是什么？2个月下来，突然发现外语听力提高到了一个让我自己未曾奢望的水平。
西语美洲诸国的电视，巴西的电视，加泰罗尼亚的电视，天啦，我竟然可以一字不落地听懂！而德语听力距离这个水平，还有一两个月时间。
哦，继续骄傲地说，别问我英语法语意大利语听力怎样，我跟你们说的都是我的非幼儿学非专业外语。
外语老本行的这些提高就足以让我感到幸福？感到非常幸福？感到特别幸福？
是的。
更多就不解释了。解释只是为了被消费。
诗人佩索阿说过：被人理解是卖淫。
（4）
女儿最新发掘的一首歌，是巴西音乐家汤姆·泽在70年代创作的《小妹，明天早上》。
汤姆·泽是一个“拒绝卖淫”的践行者。他拥有深厚的哲学和诗歌造诣，在作品里擅长把复杂的概念用舒服的方式表达出来，同时，就像他深度眼镜下透出那股对世界善意又神经质的气息，他的行为并不总是能被理解，或者说是他有意在增加被理解的难度。
同乡音乐人维罗索认为汤姆·泽拥有一种“荒诞中的高贵“。维罗索发现汤姆·泽的作品和他领导的“热带主义”音乐运动完全合拍，去巴伊亚接他到圣保罗一起录制作品。
汤姆·泽第一次坐飞机。空姐过来送饮料，问他想喝什么。
“Cachaça.”
Cachaça是甘蔗汁酿制的烈酒。这个回答就像中文语境里回答：老白干。
过了一阵，汤姆·泽问空姐，机组里有没有黑人。
答案是没有。
“没有黑人你们还叫巴西国际航空公司？骗人！不行不行，我不坐了，你快去跟驾驶员说，把船停下来！”
热带主义影响力渐增时，汤姆·泽选择和热带主义主要成员分道扬镳，后来他自称“热带主义托洛茨基”。
《小妹，明天早上》是一首写给年龄不定的小妹、女孩、女生、姑娘听的歌，它的主题就是一个词：幸福（Felicidade）。
歌词反复唱：幸福会砸向人类，躲到床下也躲不掉。
汤姆·泽使用了自己擅长的具象诗，逐段减字。一开始我们听到“幸福充满pano/peno/sino/sono”，变成“幸福充满ano/eno/hino/ONU”，再变成“幸福充满an/en/in/on”，最后只剩“幸福充满a/e/i/o”。
这是想说是那么？小妹、女孩、女生、姑娘，不要害怕，不要担心，幸福是砸向人类，幸福总是突然来袭，或许有缘由，或许无缘由，终究，幸福并无缘由，它只是语言被一层层剥皮以后剩下的那几个元音。
四川某地数万人民又可以摆地摊，我知道很多人会想到民生的问题、就业的困难和数字，诸如此类。
但当我听说时，却感到了一种时空遥远的幸福感。
我想象一个小男孩随父母在夏日的夜晚走过地摊前。男人的汗味、食物的香气、下水道的臭味、女人的香水味、醉汉的酒味像空气里的五线谱。
他们什么也没买，小男孩懂事地记得，昨天妈妈才给他买过一份包着辣辣蘸料的“千张” ，说好就这么一次。
他还记得昨天口里鼻里的味道，他不知道下一块“千张”需要等到哪一天，但他能感觉到内心深处的某种幸福，夏日夜晚走过地摊长街时没有理由的幸福。
……
（5）
女儿不懂葡萄牙语，我也不打算教她。
她应该、需要享受不受语言羁绊的幸福。
吸引她的是歌里的幸福感，同时她也不需要我对她说：
幸福无需指教，
幸福无需宣读，
幸福无需说服，
幸福无需普及。
她唯一学会的是最后一句歌词，她就像在庆祝自己拥有和MV里不同肤色的小孩一样欢乐又童真的嗓音，大声地跟着唱、跟着念：
幸福充满a/e/i/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