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3日，新一届中国足协公布了首批新政，都是关于职业俱乐部的。新政的核心就是三项——放开俱乐部球队冠名、放开俱乐部异地迁移以及上场外援名额增加。
足协新任掌门宋凯把三板斧砍向了联赛和俱乐部，尽管新政依然不可避免地遭到争议，但至少宋主席还是弄对了中国足球的因果关系。政绩压力，是背负在每一任足协掌门身上的。宋凯的许多前任，为了赢得政绩，都选择了最直观、最直接和他们认为最易掌控的国家队，可他们中的有些人不明白国家队的羸弱是“果”，真正的“因”是在青少年培养和联赛及俱乐部，只在“果”上发力而不解决“因”的问题，只能到头一场空；抑或是明明清楚之间的因果关系，但因为要改变“因”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他们等不起，只能选择在国家队身上赌一把所谓的“弯道超车”，最终这两类领导无一例外都失败了。
宋主席此番先向中国足球羸弱的“因”发起挑战，至少在大方向向正确！而首批新政，虽然大方向无误，但具体的内容，还是能清晰折射出新一届足协班子在远大理想和无奈现实之间的挣扎，甚至是妥协。
三项核心新政非议较小的就是俱乐部外援上场名额由4人增加到5人。增强中超联赛的比赛水准和强度，才能为国足水平的提高打下核心基础，只有高水平的比赛才能保证国脚的竞技状态甚至技术水准，这应该已是共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直鼓励中国球员留洋，而只要在国外能踢上比赛的球员都能感觉到自己的进步的内在逻辑。
当下中国高水平球员少、年轻球员顶不上来是客观事实，要想提高联赛比赛质量只能让更多水准高于中国球员的外援上场。从而带动国脚们保持较好的竞技状态，同时更多外援上场能让中下游球队能通过合理选择和使用外援提高竞争力，并且也能和亚冠的外援政策对齐，这项新政没有任何问题。
至于放开冠名，被很多人解读为放弃中性名政策，这是明显的误读，仔细阅读足协的规定就能明白。事实上，上一届足协班子出台的俱乐部中性名政策。既是足改方案的要求，也是着眼于俱乐部长远稳定和发展的良策，虽然在出台伊始赶上经济的去地产化、金元足球的退潮以及三年疫情这些足球圈无法预测也无法改变的客观困难，导致中性名政策以及伴随而来的俱乐部股权改造政策显得颇为尴尬，没能立即倒逼俱乐部改变生存方式，反而导致大批俱乐部死亡，但这一切并非是中性名政策造成的。此番足协放开冠名权，只是为俱乐部增加了一个商业收入的口子，且在根本上坚持了中性名的政策，其实没有争议。
真正有争议的是放开俱乐部异地迁移的政策。确实，俱乐部的异地迁移有需求，一些俱乐部需要，一些地方也需要，新一届足协班子在大量调研中都发现了这样的需求。可我们需要更深入地思考这些需要背后的逻辑到底是什么？其实不过就是急功近利罢了。有些俱乐部不愿意真正改变运营模式，不想费劲巴拉地深耕本地服务球迷，还是想依靠过去的投喂方式生存，而一些地方如果真想用心搞足球，完全可以从底层开始，让球迷伴随着球队一起成长发展，急于引进高级别俱乐部也不过是当下的政绩诉求。
无论是有异地迁移需求的俱乐部和地方，都与我们期待的俱乐部生存发展方式相悖，与中国职业联赛和俱乐部长远发展方向相悖，而过往的事实也已经充分证明，只想着到处找“奶妈”的俱乐部，最终都不可避免地走向死亡，无一例外，差别只是时间的长短。
异地迁移的逻辑并不复杂，我们不该低估新一届足协领导的智商，他们肯定能看到想到。三条核心政策，最后这一条的思路和方向与前两条南辕北辙，只能证明宋主席目前压力山大，需要通过这样的方式稳住整体局面，避免局势的进一步恶化，而这也是他今后能顺利执掌中国足球的现实需求，一种无奈的妥协。
